商业伦理——由你掌控的双刃剑
　　在商业社会中，最大的危险就是不诚实与欺骗。遵循商业伦理与缺乏商业伦理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现象，在经济繁荣、衰退的不同时期，这两者极有规律地交替发生。 我们很容易记起在美国历史或大多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的重要时期，主要的经济丑闻往往会动摇国家的道德精神，其主角常常攫取人民的钱财。举个例子，50年代电气业巨头通用电器和西屋电气联手操纵价格的阴谋引发了一连串的法律诉讼，骗取了大量国家财富后，企业中不少高层经理人员被送进了监狱。“电气阴谋”绝非美国企业界在商业伦理上暴露出的一个孤立的历史丑闻，以前的一些丑闻诸如“茶壶盖”和“强盗老板”同日后那些完全贪婪无耻，彻底蔑视社会道德标准的同类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在美国，“80年代”既会因“里根经济学”和“政府不再扰民”而名垂青史，也会因其是个物欲横流的年代而不被遗忘。其中贪婪的典型人物有：伊凡·勃伊斯基，迈克·米尔肯，查尔斯·基廷等等。我们一贯被告知大多数企业组织及其管理者是诚信的，有道德、遵纪守法的，正常的商业体系和社会需要做的是防止少数越轨之人的破坏。
　　实践证明，成功的企业要用高尚的操守来抵御违背商业伦理的行为。美国的默克公司以低于零售价的折扣价格向贫穷国家提供药品，既提高了公司的信誉，又赢得了顾客的忠诚。摩托罗拉不管别的公司是否同意，依然奉行它的那种甚至在行贿受贿成风的国家里也禁止小额报偿的“不折不扣的诚实”原则。
　　遗憾的是，意识到商业伦理的重要性并加以积极实践的公司，特别是刚刚步入市场经济大门的我国企业并不是太多，形成一套有效制度，并将其贯穿到管理的各个层面的更是少数。这已经成为企业管理十分紧迫的一个课题。
　　在中国，人们更喜欢利用投机取巧的方法欺骗顾客，不讲真话或是把当说的真话秘而不宣。对于这种情况，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以及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既得利益者会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或“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必然付出一些社会代价为由进行辩护。但他们没有顾虑到，这样的做法暂时来说在金钱上虽是赚了一些，可是商人的人格和信用就此损坏。他们的钱袋里固然增加了一些钱，他们的人格和信用已丧失殆尽。这使得一些诸如美国相对诚信的公司，不太喜欢同中国公司做生意。因为与中国公司做生意，就意味着高风险。

伦理缺失——一颗不得不除的瘤
　　如今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然而人们不得不针对全国范围内若干严重的商业丑闻，展开对商业伦理的激烈讨论。欺诈、侵权、不守信、“不按牌理出牌”等等，似乎在中国更加普遍。于是，建设一个信誉社会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呼吁不绝于耳。
　　而中国社会对模糊性的忍耐使得公司行为更为极端，经常的情况是，为追求利润而游走于法律边缘。商业贿赂指的是以各种形式的给予私人利益改变正常商业交易中的竞争性游戏规则，中国社会对正当规则的普遍忽视和对潜规则的热衷，更加剧了这种情形。已经海外上市的中国人寿在上市之前，母公司的违规资金问题引起海外投资者与媒体的广泛关注，对企业信誉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拟海外上市的民生银行不久前承认工作人员出于好意在董事会决议上伪造董事签名，产生的不良影响还未可知。
　　伦理就是选择的两难，是在不同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当员工或经营者面临两个矛盾的决定时，也会产生所谓的伦理困境。是牺牲商业伦理，获得订单，还是维护行为准则？那些出现问题的公司，大部分是因为完成商业任务的压力过大，为了商业目标，中层管理者会牺牲一些商业伦理。
　　零点调查集团曾于上世纪末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三百家企业负责人进行了商业伦理指向的随机抽样调查。尽管已过去数年，但其中的结论仍接近我们的普遍认知。为了自身利益，办妥一些事情，许多企业给政府部门和上级送礼（礼品、礼金），这种行为获得26.7％的企业经营者的完全赞同和理解；另有52.3％表示赞同，认为尽管这种行为并非出自本愿，但是为了办好事情，自己不得不采取这种做法。不同企业对这种行为的反应存在显著性差异。国有企业与个体业主容忍度甚高，但较为被动；三资企业则在搞关系时显示最为主动；民营企业则两极分化，主动行贿与拒绝行贿的群体处在双高状态。
　　实际上，现在有许多工作曾经说谎的人或是欺骗的机构，感到用欺骗方法来对付他人，最终是得不偿失的，他们最终认识到，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诚实信用的名誉是世界上最好的广告，仅仅因为诚实信用的名誉，美国好几家大商行大公司的名字和品牌就价值数百万美元。
　　与一个欺骗他人、没在信用的人相比，一个诚实而有信用的人其力量要大得多。一个把自己的言行建立在诚实基础上的人，外表看来也享有荣誉，他本人也有自信，而且对自己的行动更有把握。而在欺骗者的外表上，仿佛贴着一种鄙夫的标记。如果一个人的声誉损坏了，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弥补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试问一个人如果连他自己的品格都不要了，人生还有什么价值呢？人如果违反了人类善良的天性，那就不要说贪图名利了，就是其他一切的丑陋行为，他都会干得出来。

亡羊补牢——终有所获
　　近年来，美国与欧洲大公司丑闻已经引起一轮对商业伦理责任的反思。普拉卡什·赛提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管理学教授，他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说，道德沦丧和违法行为并非那些在大公司缝隙间生存的烂公司的专利。其实，这样的行为存在于每一种商业活动中，它困扰着大大小小的各种企业。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英美的商学院大都开设了诚信课，并且把“商业伦理”渗透到每一门课程中，甚至于学校的日常管理也渗透着诚信教育的影子。诸如“一旦发现学历造假，立即取消入学资格；论文抄袭，将在成绩单中标明。”他们认为这样的教育不仅是对学校负责，更重要的是对本国经济的未来负责。中国一些知名企业开始重视商业伦理方面的制度建设，万科公司有职业行为准则，华为最近也制定了《商业行为准则》。
　　事实上，古今中外的管理案例证明，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不仅应该具备优秀的专业能力，更需要具备优秀的职业道德，这样的人才最终在事业上能做到什么程度，不仅要受到智商、情商的限制，更要受到德商的限制。因此，致力于培养未来商界精英的中国EMBA和其他商业经济人才，就不仅要注重对于学生商业管理能力和经济学知识的培训，也应该专注于对学生的商业伦理和职业道德的培训。